警察、利東街、林鄭月娥和我

冼惠芳

在利東街被捕

 

十月五日 下午約六時,十五名示威者在利東街被捕,被警方拘留超過十六小時。直至翌日接近中午才獲保釋候審。我是其中一人。

 

「咩料?」

「保衛家園喎!灣仔利東街。」

「十五件....」一群警員閒聊著

完成錄取口供後,一位警員淡淡然地說:

「頭先喺利東街時,我都聽到你哋讀嘅聲明,知道你哋係為受重建影响嘅街坊出聲。不過,為左一班同自己無關係嘅人被捕值得嗎?」

「如果你知道這幾年來,政府如何欺負重建區內的街坊,而你又知道街坊們如何不辭勞苦用盡辦法,只為爭取一個最微的要求,但最終被逼搬走;我相信你會同我一樣憤怒。」我回應道。

不久他唸唸有詞:

「社會上實在有很多不公平的事,窮的愈窮富的愈富!」

然後,警員和我都沉默,對話劃上了句號。

 

留意新聞的讀者也許會問,上星期我們不是指責警方濫權,且在拘捕過程使用不必要暴力嗎?他們不是在扣留期間性騷擾示威者,侵犯我們身體和尊嚴?

現實往往是立體、複雜而多維度的。在同一個時間裡警署的不同空間中,有系統的侵權在上司默許下橫行;但另一邊廂,人情味濃的真誠反思以致對年輕人的關懷也在夾縫中悄悄流露。幾種迴異的態度充滿張力地拉扯,卻真實地並存。

 

我記得,這種對事物立體性的觀察,是五年前開始,在利東街培養出來的。

 

聽得見那些打算淹沒自己的人嗎?

02年仲夏的一個晚上,我在皇后大道東一戰前樓的陽台上跟十數個利東街街坊閒談。在他們的面孔中有一種在啃在咽喉的無奈。

起初我摸不透。

後來,這羣自97年開始關注重建的人們告訴我,眼見02年初市建局公佈三個前期項目,灣仔船街、深水埗九江街和大角咀櫻桃街的遭遇,他們發現政府在市建局成立前所許下的承諾都落空了,「以人為本」已淪為口號。街坊已身不由己地處身於重建公佈後的各種連鎖反應中:二手樓市的供求失衡,周邊樓價瀑賬,於是,要重置物業的住户和鋪戶難以尋得合用單位;租客呢租金固然上漲,且像灣仔般沒有公共屋邨的地區,連原區安置也告泡湯。總之大家都很可能要愈搬愈遠,最終離開自已生活數十載的社區;多年耕耘而來的鄰里網絡和商譽商機將化作流水……席間有人說現在生活很好,根本不想搬。聽著他們的憂愁,少不更事的我便單純地問:「那為什麼一定要重建?復修便可!」豈料,此普通一問竟使人們卡在喉的困難破口而出,一位老人家向我指駡:「復修?你講你都唔好講呀!否則被人打到橫抬出重建區。」

 

他為何這樣說?原來自九七年土地發展公司(土發,市建局前身)公佈包括利東街在內的廿五個項目以來,很多坊的家就算受盡風吹雨打石屎剝落,一概不敢修維;因為小業主的一分一毫都乃有血有汗,他們害怕用「大拿拿」幾萬銀維修完,翌日政府就公佈收樓,於是居住環境一日比一日差。有些單純的街坊當年聽到重建,生怕落後找不到合適遷處,就急忙在附近物色單位預繳首期,豈料政府忽然說土發要關門擱置重,於是一些人唯有「撻訂」,另一些則自此背起兩層樓。唯一不變的就是政府好似小偷一樣:你永遠無法估計他何時來……

 

那老人家繼續教訓我,但我聽得更清楚的不是他吐出來的指責,而是他吞進肚子的願望。你聽得懂嗎?這位自11歲隨伯父遷居於利東街已經49年的老人家,在照顧街坊的困難和需要,以及在發展主義的硬道理下,打算淹沒自己。

事實上,很多街坊都充滿類似的矛循,而這種矛盾淹沒的正是任何「賠償走人」之外的可能性,後來積極投入利東街的的老街坊,其實都是站在這種現實、歷史、感情和責任的交叉點上尋找出路的。

 

他們在0310月正式成立H15關注組,多年來透過遂家遂户的家訪、政策解釋、個案工作、調查、全區性的工作坊、居民會和街頭展覽,了解街區內居民不同困難和需要,再經過反覆討論,最終才製作出了一份多贏的民間重建方案,這份方案照顧到不同人的需要:想走和想留的街坊、政府的政策,和發展商賺錢的需要。數年的堅持和努力,最終只是換得市建局一句:有困難……

 

林鄭月娥女士,妳在哪裡?

林太,自妳上任發展局不足三個月裡,利東街的街坊已經前後五次直接或間接向妳發出信件,邀請你討論有關利東街的規劃問題,可是,你一直保持緘默;就連發展局給我們的覆信也不是妳的署名。林太,妳對於利東社區裡這立體、複雜和多樣性狀況的看法,又是什麼?

妳的緘默代表什麼呢?

妳有難言的苦衷嗎?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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